采访对象：张宏樑，男，1964年6月生，辽宁新民人，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采 访 组：石新明 卫晨霞 王丽莉 薛宏伟 张其澄
采访日期：2020年10月4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在与您第一次见面时就谈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资本论》的学习，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景。
张宏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下半年。当时，我在厦门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读三年级，习近平同志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
那年暑假，习市长的一位在我的家乡城市石家庄工作的初中同学郭晓黎，托我给他带了封长信。9月开学，我一回到学校，就先给习市长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当时厦大经济系和厦门市体改委成立了联合调查队，正在进行“厦门市若干经济问题调查”，为制定厦门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方案提供第一手市情数据，我也希望得到他的当面指导。后来我才知道，这项调查正是在习市长的提议和指导下展开的，其中21个题目都是由他亲自拟定的。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调研报告的汇编文集，文集的前言中写道：“厦门大学经济系1983级全体同学和指导教师为这次调查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1月底，我收到习市长的亲笔回信，约我见面。我就给他的秘书王泰兴打了电话，约定在12月一个周日下午见面。
见面那天，我按照习市长在信中给我留的地址和约定的时间，找到了他的宿舍——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门坐下后，我就把那封厚厚的信交给了他。我说，“您的同学郭晓黎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
习市长接过信，笑着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他现在怎么样啊？”
“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教员。”我答道。
习市长读完信后，口述了回信内容，我认真作了记录，请他确认后，就准备告辞了。这时他说：“宏樑，不着急，我到厦门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也不多，咱们没事接着聊聊。”于是，习市长就询问起了很多关于我们80年代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比如，每月花费多少，家里给的钱够不够，几个人住一间宿舍。他还特别询问了我们经济系有几个专业，都开设了什么课，各门课程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等等。
当他听到我说开了《资本论》原著课程时，马上仔细询问，学的是哪个版本？同学们都感兴趣吗？学起来是否吃力？知道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吗？
那时，厦大经济系把《资本论》三卷列为本科生必修课，每一卷学习一个学期。学校还开设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经典著作选读、经济学说史等课程。说实话，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出头的学生来说，学起来感觉还是比较枯燥吃力的。习市长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就问他：“您怎么对《资本论》这么熟悉？”他的回答更是让我意想不到。他说，自己下乡的时候在窑洞的煤油灯下通读过三遍《资本论》，记了很多本笔记，还读过几种不同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我们厦大老师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因为这两位先生本身就是经济学家、教育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又是直接翻译德语原著，真实准确。
记得当时我还问他：“我们作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习《资本论》原著都感到非常吃力。您下乡插队劳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还读得进去《资本论》这么深奥的书呢？《资本论》三卷本差不多得有200万字吧？”
习市长笑着说：“这就是你们没有经历和体会的了。当时条件的确很苦，吃的没一点儿油水，饿着肚子读书。但是我发现，一读书就会忘记劳作艰辛之苦、物质贫乏之苦，得到的却是浑然忘我之乐、精神满足之乐，这就叫‘苦中作乐’。有时拿到一本好书，还真怕一下子把书读完、一时没书可读啊！”
还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习市长说：“艰苦的环境逼着我读更多的书，想更多的事。”在他十几岁还在上中学时，父亲习仲勋就曾对他回忆：“毛主席曾跟我说，他自己读过不下一百遍《共产党宣言》，说我年轻，要求我好好研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习老嘱咐他将来也一定要好好把《资本论》“啃”下来。
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当年习市长32岁，刚到厦门工作不久；我21岁，刚上厦门大学三年级。
采访组：在以后的交往中，习近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方面，对您还有哪些指导和帮助？
张宏樑：关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方法，习市长曾多次具体指导过我。一次临近考试时，我对《资本论》中的一些内容理解不透，便专门到他那里请教。记得那天我到得挺早，就在他的宿舍楼梯口边看书边等他。他下班回来，看到我很高兴，问我“什么事”。我开门见山地说“来请教几个学习上的问题”，他爽快地说：“好呀，我就喜欢你提学习上的问题。”
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与《共产党宣言》之间有什么联系？”他听后似乎迟疑了一下，说“你小子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还是动脑子学了”。然后，他很认真地说，首先，这里说的批判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狭义上的批驳，不是开“批判会”那种“批判”，而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逻辑的提高和深化，是批注、评论、判断。所以，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说过，他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得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为了弄清你前面提的问题，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早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习市长接着说，《共产党宣言》是个纲，是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上的论点，是共产党人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判断总结得出的结论；而《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充实、最充分的观点表述，可以说是经济理论上的论据。只有读懂《资本论》，才能真正理解《共产党宣言》里的行动立论；同样，只有读懂《共产党宣言》，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理论实质。年轻学生读《资本论》，要从读《共产党宣言》入手。论证过程，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的过程。我们学习了论点、论据，更要从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具体的理论实践论证过程。这才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孕育理论的过程。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阐述，大有醍醐灌顶之感。我边听边记录下来，接着问道：“如何尽快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有什么窍门吗？”
“没有窍门，就是要反复读，用心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习市长回答。
我感到有些不解，又追问道：“厚的就是厚的，薄的就是薄的，怎么厚的能读薄、薄的能读厚呢？”
习市长耐心地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反复读了好多遍才慢慢体会到的。”他接着介绍说，一本大部头的书，像三卷《资本论》这样的书，拿到手里要先翻读一下，后通读，最后再有重点地精读。这样反复几遍，才能越读越薄。读薄的过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一步步理解其精神实质、掌握内涵精髓的过程。你看《共产党宣言》这么一个小册子，包含这么多真理，只有反复读才能体会得到啊！要把《共产党宣言》越读越厚，每一段每一句都要比照中国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况来分析。这种读厚的过程，就是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的体会过程，逐步领会伟大理论外延的过程。
习市长接着说，厚的读薄不容易，不要被大部头纯理论吓着了而不敢钻研，不要走马观花、断章取义；薄的读厚更难，不要认为只是喊喊口号，刷刷标语，做表面文章。可以说，厚的读薄是理论积淀后的升华过程，而薄的读厚则更需要大量实践积累，是还原过程。然后，把这些所学理论用于实践，指导实践，这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论证过程。说着容易，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跨越。关键是主动思考，要思考如何实现本土化、大众化。这样的理论才能宣传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习市长看我似乎听懂了，又接着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学习者，要学精，就要掌握“从厚读到薄，从薄读到厚”的方法。既要一头钻进去，把深刻的内容读透，能延展开来，又要把精髓提炼出来，还要能讲得明白透彻，这就是所谓的深入浅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比照着学，多学几遍，相互印证，这时你就会发现，在“厚的读薄，薄的读厚”的过程中，越学原理越清楚，越学信念越坚定。这就是古人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习市长还特别嘱咐我，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重视原著前后的序、跋以及书页下面和书后附录的注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关《资本论》的通信内容。他说：“你会感觉到他们两位之间、他们与读者之间在对话交流。要想深刻研究学习经典原著，绝对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背景，所以你还要把当年的历史熟悉一下，甚至是写那一段时间的名著也要看一下。 ”他还亲自找出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送给我，让我带回去认真阅读。前几天，我无意间又翻到了这本书，虽然纸张已经泛黄，但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采访组：您当时对习近平同志的这些教导都能理解吗？
张宏樑：实际上，我当时对这些教导理解得不够透彻。记得有一次，我还跟习市长说：“您说的这些内容肯定不考呀……”他当时非常郑重地对我说：“这你就不懂了，其实这是透彻理解原著内涵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捷径’。”
习市长从过道书柜里拿出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翻到前几页，说：“你看，如何理解‘经济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原著者初版序》中就明确点到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资本论》研究的目标之一。‘我绝非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地主的姿态，在此一切个人都被视为经济范畴之人格化，被视为特殊阶级关系与利益之代表。’”他介绍说，这段序里还有一段精彩的文字：“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依据的判断，我都欢迎。以所谓舆论为依据的偏见，却是我从来不让步的。关于这种偏见，佛罗伦萨大诗人的格言，便是我的格言：‘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他接着又说：“我们不看马克思亲笔写的序，能很快地理解这些吗？但丁的这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翻译成：‘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听起来平白如话，读起来常悟常新。”
习市长又翻了几页说，马克思在法文版序言中还有一段他非常喜欢的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从这些序、跋、附录和通信内容中，我们能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对经济理论的共同探讨、相互砥砺以及对《资本论》学习方法的指教。学习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考试，要真的学透弄懂。
习市长还说，马克思颠沛流离几十年，这些苦难并没有把他压倒，他一直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前行。马克思十几岁时就写下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就是马克思的“自找苦吃”。
习市长还叮嘱我，读书有“捷径”，那就是勤奋；成功没有捷径，只能是“自找苦吃”。这就是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就要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说：“厦大有个‘博学楼’，还有个‘笃行楼’，就是提醒你们既要博学，又要笃行，要抓住两头，要抓好结合。要想研究得更深入，就要多跑图书馆，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慢慢找。我去过你们厦大图书馆，借了几次书。那里藏书很多，环境氛围很好。”
那天，他还感慨地说：“你们现在学习条件多好啊！我在梁家河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只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这些原著有薄有厚，有新有旧，甚至有的书有前没后，有的书有后没前，但我每找到一本原著都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咀嚼，比照推敲，慢慢地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逐渐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认知和了解。 ”
回到学校，我脑子里反复回想着习市长的这些话。我翻开《资本论》，拿出圆珠笔，把这几段话重重地标了出来。前些天，我找出了当年作为教材的《资本论》，一下子就深深陷入30多年前的回忆中。习市长亲切浑厚的声音犹响耳畔：“我与你交流读经典原著的方法，和你们80年代大学生一起探讨，也是我进一步思考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还有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习市长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常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阐述。
习市长对我的这些具体指导，使我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大大增加，阅读范围也扩大了很多，成绩稳步提升。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常常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阐述，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宏樑：习市长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接续传承理解得很深。他曾经问我：“人类四大文明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绵延不绝，生命力如此顽强？”
他说，自己也是在陕北黄土地里摸爬滚打了七年，才深刻感悟到我们的黄土地农耕文明为什么这么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主流。各民族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更有融合交流，在冲突和融合中关系越来越紧密，最后形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而不是按民族、宗教各自分家、分派。这与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是可以产生共振的。
他还说，读史明志，知古鉴今。不读中国历史，就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世界历史，就悟不出中国的特色；不读马克思主义原理，就不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了人类文化和历史，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真理。
习市长对中华传统文化学得很透彻，知之甚深。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治国安邦、经世济民都离不开文化，所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他还经常提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一次，他就问我：“你能说清楚‘先忧后乐’这句话的出处吗？”
我很自信地回答说：“这回您可问着了。我们1982年高考作文题就是以这句话为题写议论文，我的得分还挺高呢。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高中语文要求背诵的课文。”
“好呀，那咱俩背一背吧！”当时他特别有兴致，最终背了多少句，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肯定没有背过他，还挨了罚。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背诵到这段时，他放慢节奏，抑扬顿挫，声音也放开了一些，充满激情。
围绕忧乐思想，习市长又作了延伸阐述。他说，若是追溯忧乐思想的源头，那就要说到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里，孟子谈到了忧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忧乐思想是古代士人的人生感悟、家国情怀，翻翻《诗经》和诸子百家典籍，“忧”字随处可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君子忧道不忧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都是说的这个道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形成也是一个不断扩容内涵的历史过程。
除了古诗文，习市长还拿出一本带绿色塑料封皮的《汉语成语小词典》来考我，有时还反过来让我考他。他在下乡时就已经把整个词典背熟了，所以我根本考不住他。怪不得他如此博学，原来是一直在“学而知之”“学而时习之”。
记得还有一次，我请教习市长，《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怎么理解？他耐心地跟我解释说，“修齐治平”逻辑性很强，很讲步骤和顺序。年轻的时候，摆在第一位的是读书，要苦读书，读苦书，就是读经典，读原著。小说好读，但理论原著难读，不读几遍理解不了。读理论原著就是“修身”。到农村插队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平天下”不是打天下，不是统治天下，而是让老百姓摆脱贫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天下都以你为榜样去和平发展，用你的理念去协和万邦，实现大同，这就离“平天下”不远了。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要拿来为老百姓服务，为全人类服务，为全天下服务，就像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那样，不要学冬妮娅，只想过自己的舒适生活，那是小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
习市长把当时很火的电视剧《新星》中的李向南，与《红与黑》中的于连相比较。他问我，你知道这部小说为什么叫《红与黑》吗？“红”代表什么，“黑”代表什么呢？他提醒我不能自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就做“学生贵族”“不稼不穑”。在什么年纪就要干好这个年纪该干的事。年轻就要扎扎实实下到基层锻炼自己，该吃苦就要吃点儿苦，不能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将来工作了，要先从基层做起，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古人讲“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有道理的。
有一次聊天，习市长对我说：“你的名字不错，宏樑，宏大的栋樑。”我说，父亲姓张，我的辈分排到宏，我母亲姓梁。母亲要把她的姓加到我的名字里，不管生男生女，所以我的名字就叫“张宏樑”了，“栋樑”的“樑”。他听了笑着说：“我下乡的梁家河村姓梁的不少，我的前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姓梁。”他说，自己老家在陕西富平——“富裕太平”，寓意很好，父亲给他们兄弟的名字都加了个“平”字，就是要他们不忘家乡，将来多为家乡老百姓做事，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天下太平。
我当时非常敬佩习市长的是，他十几岁就下乡劳动，但酷爱读书，非常博学，特别善于思考、勤于实践。这些对我的教育和影响都很大。
采访组：从您的讲述中我们了解到，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经常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资本论》的学习。能否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张宏樑：是的，正因为第一次见面就对《资本论》有了较多较深的探讨，才有了我们后来更密切的交往。
一次，习市长让我联系学校，他专门抽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的小范围座谈，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与会。记得他是骑着一辆“武夷”牌自行车来的。
当时有一种思潮，认为《资本论》过时了，老师不用教，学生也不用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被边缘化了。习市长在座谈会上的意见都很有针对性。他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他还结合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信息也是生产力”。
2019年11月，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召开了“习近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师生研讨会。我们研习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公开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三篇重要文章，并就他于2001年在《东南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进行了深入研读，真正体会到了习近平同志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厚的读薄，薄的读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并充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
回顾思考30多年前习市长对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指导，我深深感到，他的这些观点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正是“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采访组：您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当年骑着一辆“武夷”牌自行车到厦大与师生座谈，您对这辆自行车一定印象很深刻吧？
张宏樑：当然。他不仅骑着那辆自行车来过厦大，而且他每天上下班也大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记得有一次，我跟习市长约好去找他，在宿舍门口等了好久，才远远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走回来。他一见我就说：“等半天了吧？今天开会晚了，自行车又坏了，车闸失灵，下坡的时候刹不住，差点儿撞上人，只能推着回来了。”
习市长自嘲说：“我还提议大家骑自行车上下班呢，自己的车子质量都不合格呀！”
我笑着说“我去修”，便接过自行车推到修车摊儿。原来是闸皮子磨没了，于是马上换了一副新的，还顺便帮他检查了一下自行车的其他部件。
回来后，习市长把宿舍钥匙给了我一把，说他开会多，时间没准儿，让我以后到早了就直接进屋，没事看看书，还可以帮他接接电话。
我还坐过一次习市长的自行车呢。那次习市长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厦大芙蓉（二）宿舍来给同学们送月饼，和我们一起过中秋。他离开的时候，同学们都依依不舍，要送他到大门口。他说：“你们就别送了，宏樑一个人送就行了。”于是，他用自行车驮着我一直到了厦大的大南校门才下车告别。
那段时间，习市长去过几次我们厦大芙蓉（二）宿舍。他看到很多任课老师到学生宿舍里给学生辅导课程、解答问题，学生没有问题时，老师还和学生们一起聊天。习市长对王亚南校长留下的这个好传统非常赞赏，认为对引导学生学习和做人都很有帮助。他还发现我们芙蓉（二）的学生厕所距离宿舍楼比较远，有一百多米。为此，他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原来这是当年陈嘉庚先生为了让同学们早上起床后去完厕所，回来就能完全清醒，不再想钻回被窝睡懒觉而特意设计的，以便同学们养成早起锻炼、学习的习惯。陈嘉庚先生很重视卫生间的设计，他说，用红砖铺地面好打理，水一冲就很干净，既卫生还省水。这些都是文化，都是细节，都要传承。我在厦大几年都不知道这些事，打心眼里佩服习市长的认真和细心。
采访组：您当年从厦大数学系转到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请问您与习近平同志聊过转系的事吗？
张宏樑：我是1982年被厦门大学数学系录取的，后来又转到经济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次，习市长问我转系的原因。我回答说，自己原本喜欢文科，小学读《三国演义》，初中读《水浒传》，高中时翻阅过《史记》和《资本论》第一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颇感兴趣，但父母都是学理科的，受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影响，高中上了理科班，又因为仰慕陈景润，报考了厦大数学系。没想到读了不到一个学期，我就发现自己一点儿数学天赋都没有。我是班长，喜欢为同学服务，但做事偏感性，觉得自己将来很难在数学专业上作出成绩，更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经过努力，我最终转到了自己喜欢的政治经济学专业。
听了我的解释，习市长说，看来你还是一个有志向、有服务精神的人啊！我的一个忘年交——著名化学家卢嘉锡也是从数学系转了专业。卢嘉锡和陈景润一样，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也都是很有信仰的人。你刚才那句话说得挺好，要为社会作贡献，要为老百姓做事情，这个出发点是对的，也可以说是你的理想。但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把基础理论学懂学透。学懂了才能信服，信服了理想信念才能坚定，才能体现在工作和行动中，知、信、行是一个整体。
习市长还说，你学过数学，也学过政治经济学。数学可以越搞越高深，不能搞雅俗共赏；要搞“曲高和寡”，像陈景润一样，全国没几个人懂他那个“1+2”的。但是，我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要越搞越大众，不仅要搞阳春白雪，更要搞下里巴人，让老百姓能听得懂。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者能不能让理论掌握群众，也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过程。
转到经济系后，因为对专业感兴趣，我学习起来轻松很多，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采访组：您跟习近平同志谈到过您担任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和入党的事情吗？
张宏樑：谈到过。我们相识那年，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我跟习市长汇报后，他高兴地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
习市长还问我写了几次入党申请书，我说：“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两次思想汇报，还有一次转正申请。”
习市长说：“我曾写过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终于在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提交一次入党申请书，都要结合农村劳动实践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谈体会、谈认识，每次都会对党章和党员义务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认识，这个过程一步一步也不容易。当时我这个‘黑帮子弟’入党可是颇费周折，比你困难多了，但我充分相信党，相信党对我的考验。”
习市长说：“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时，我还不到10岁。我不到16岁就下乡，20岁入党，22岁才上大学。我是从‘反动学生’‘黑帮子弟’‘可教育子女’，一步一步入团入党，又很快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那个被称作‘蹉跎岁月’的日子里，我并没有蹉跎。这个成长过程，我的家庭和老百姓给了我最重要的教育。我的长辈要求我，要往老乡那里跑，为他们做事，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
谈到入党的过程和经历，习市长很兴奋，也很激动。我认真地听着，不停点头，禁不住说：“您真了不起，那么困难的环境，还能如此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年龄上讲，您比我还早两年入党。”我告诉他，我和女友晨霞曾比着看谁先入党，结果我比她晚了两个月。我和她打过赌，谁先入党将来孩子姓谁的姓。现在我输了，怎么办啊？听到这里，习市长会心地笑了起来。他说，比着谁先入党这个好，有入党积极性；孩子姓谁的姓，这个还可以商量嘛。
采访组：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往事，您在与习近平同志的交往中，还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张宏樑：那就是习市长多次带我逛过厦门中山路上的新华书店，非常难忘和有趣。每次他都要买几本书，除了买经济类的书外，还会买很多军事、哲学、历史类的书。他经常会考我，比如他问我 “《战争论》最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呀？”“《孙子兵法》第一句是什么？”说实话，当时有的能答上来，大部分还真不懂。回到学校后，我就赶紧跑图书馆找资料，认真读，再见面时便能说上一长串，这样才能跟他对话，甚至探讨。他还跟我说，只有尝过泥土的味道，才能读懂伟大的思想。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来的，当时他对这个观点还谈了自己的想法。
印象比较深的是，习市长当时特别喜欢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套丛书封面是白色的，只印有书名和作者，书脊和封底颜色按专业有所区别，哲学用橘黄色，历史地理用黄色，政治法律用绿色，经济用蓝色等，色彩斑斓。买回来摆到宿舍，感到心情非常愉悦。直到现在，我对这几个专业的书还会下意识地用这几个颜色来区分。当时觉得这套书太多、太贵，很想多买几本，但又囊中羞涩。我们俩每次逛新华书店的时间都不短，常常一待就是大半天。看的肯定比买的多得多。有几次，服务员见我们总看不买，还过来用闽南话提醒：“看得差不多就行了，赶紧买啊！”有时我们会硬着头皮再多看一会儿，有时便会不好意思地赶紧买几本“收摊儿”回家。
有些比较贵的系列丛书，习市长总有点儿舍不得买，一般都是看几次后才买。但遇到那种特别喜欢、需要反复研读的书，他会毫不犹豫地买回去，比如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的《美学》，克劳塞维茨著的《战争论》，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等。
前几天，我在整理大学时期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张厦门新华书店的购书发票，开票时间是1986年3月30日。
记得那天是星期日，我来到他的宿舍后，他提议去中山路新华书店看一看。当时，厦门的新华书店已经改为开架式售书，可以在新华书店徜徉很长时间。我选了两本书，好像有一本是萨缪尔森著、高鸿业翻译的《经济学》，习市长也选了几本书，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共七本书。
当时的书价有七八毛的，有一块多的。习市长掏出十块钱，说：“你去一块儿结一下账，看看够不够。”当时十块钱可是大票啊，我拿着钱跑到柜台去结账，一共九块二。我特意让收银员开了张发票，回来后把发票和剩下的八毛钱交给他。他看了一下，也没伸手接，说：“你还开发票了？书是咱们自己看的，不能跑到公家那儿报销。你拿着吧，八毛钱你也拿着，坐公交用。”
从厦门大学到习市长宿舍有五站地，坐公交要一毛钱，如果坐三站地，再走一段路的话，只需要五分钱。那时，我经常会为少掏五分钱而选择提前两站下车。那天回到宿舍后，我把发票夹在了女友晨霞给我发来的生日祝贺电报里。这几天整理多年未打开的书箱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张保存完好的发票。我内心激动不已，眼眶湿润，感慨万千，三十五年前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就像刚刚发生一样……
（转自 中国青年报）
